一辆t-34正面装甲被37毫米炮弹留下的3个小坑洞几乎被视为“t-34之神权威的象征”，差点就有人顶礼膜拜了。t-34的76.2毫米火炮同样令人敬畏，虽然口径与我们的光永式坦克主炮相同，设计却更先进，炮弹初速更快，制造工艺也更简明，适合大批量生产。它的行走部件也非常简洁，没有采用复杂的连接结构，任何一个初等水平的技工都可以随时修理，这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应非常复杂的地形、非常严酷的战斗环境，损坏之后也可以迅速恢复战斗力。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光永式坦克，履带和传动轮的结构都非常精巧，这也意味着一旦损坏很难修复，我估计制造工时至少比t-34多三倍。t-34采用柴油机而非汽油机，耐力比我们的光永式、27式更充足，更适合寒冷的天气，防火性能也稍微强一点（只是相对于其他苏联坦克而言）。但是，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t-34通讯系统的落后，除了师长的指挥车有短波无线电系统，可以与一百公里以外的后方指挥部联系之外，其余坦克的无线电都相当简陋，战时可能主要依靠灯光和光学透镜传达指令。怪不得突然遭受袭击之后，苏联坦克会乱作一团！我感到通讯系统的落后可能成为制约苏军取得更大战果的关键因素，我军应该多采用伏击战、运动战等战术方法，打乱苏联坦克正常的光学通讯，使之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就可以以很小的代价取得极大的战果。不过俄国人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改良无线电系统只是迟早的事，受到的挫折越深，改良的步伐就越快。
虽然我们如愿以偿地击毙了这个坦克师的师长，为牺牲的第3装甲师师长胡力舟报了仇，但这位师长并不是将军，只是一位上校。他亲自担任自己乘坐的t-34坦克车长，临死之前，他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无线电话筒，似乎在向后方通报战况。一枚57毫米穿甲弹击中了车身正面，但没有击穿，只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弹坑；两枚燃烧瓶显然也没有造成多大损害，只是在钢板上留下了一片焦糊的痕迹。真正致命的是一枚76.2毫米高初速穿甲弹，已经无法判定是哪一辆光永式坦克发射的，它从侧后方命中了炮塔与车身的结合部，那里是整个t-34防御体系最脆弱的部位。炮弹造成的裂口并不大，从远处还看不出来，但它以极高的速度在坦克内部制造了可怕的金属粒子风暴，融化的金属在高爆炸药的激发之下扩散到每一个角落，在一瞬间杀死了所有乘员。在穿甲弹爆炸中被杀死的坦克乘员样子都很恐怖，我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了；勇敢的军医把俄国师长的肩章撕了下来，证明了他的身份，这个师的参谋长一样也没有跑掉。可惜的是几乎没有抓到俘虏，俄国坦克兵具有异乎寻常的荣誉感和凶悍精神，幸存的坦克乘员宁可依托坦克废墟进行顽抗，也不肯投降。最后阵亡的俄国士兵大部分是被燃烧弹烧死的。
6月15日，牡丹江战线全面吃紧，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对牡丹江大桥发动总攻，指挥作战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罗科索夫斯基中将。这位波兰人指挥的集团军在密山攻防战中被打的灰头土脸，被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大将痛骂一顿，最后依靠装甲部队的支援才勉强攻克。现在不一样了，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是多兵种混合集团军，近两个装甲师、一个航空大队和一个工程旅完全归他调遣，他只需要克服浩荡的牡丹江和高峻的张广才岭，就可以突进到哈尔滨远郊。从6月15日凌晨到17日下午，牡丹江大桥周围20公里的战斗异常艰苦，多亏东北集团军群紧急调来了40门反坦克炮和20门突击炮，暂时遏制了苏联坦克的轮番进攻，牡丹江大桥没有沦陷，但一切交通都中断了。t-34坦克虽然令人望而生畏，但苏军步兵给予它的支持是有限的，许多坦克已经冲破了中**队的阵地，但因为缺乏足够步兵跟进，只得原路退回。每一道战壕周围都有许多坦克和反坦克炮的残骸，苏军惟恐珍贵的t-34落入中国人之手，经常派出装甲抢救车把t-34残骸从枪林弹雨中拖回来。我军民兵师的表现很优秀，当他们与野战师混编时，战斗经验就会迅速积累起来；但是我军与苏军的战术素养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了双方惊人的损失比例。截止6月17日中午，东北集团军群在牡丹江桥头堡地带已经阵亡3000人，受伤或被俘超过7000人，苏军的损失可能只有我军的1/3。天空稍微晴朗的时候，苏联的伊尔-2就到牡丹江桥头轮番扫射，但它们不敢投掷炸弹，惟恐把大桥炸垮。少数苏联步兵已经推进到牡丹江东岸河滩，开始修筑渡口，但由于牡丹江连日涨水，把坦克、大炮等技术装备渡过河去的可能性不大。
6月16日，牡丹江集群司令部告诉我们战况非常紧张，随时可能炸毁大桥。我以为在炸桥之前，司令官靳成亮上将会命令我们撤回牡丹江桥头堡区域，从侧面狠狠打击罗科索夫斯基；但是这个命令始终没有到来。我们仍然是一支孤军。靳成亮许诺，一旦大桥被炸毁，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空投的补给物资，但我非常怀疑现有的空军能否完成这一使命。参谋部的军官们已经开始私下讨论一个“疯狂的计划”——如果牡丹江大桥被苏军完整的夺取，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肯定会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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