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陷牡丹江，是苏联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战斗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集团军指挥官，还在密山城下被中**队打的丢人现眼，被他的上司、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大将视为废物。但是牡丹江战役完全改变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形象，使他逐渐成为苏联人心目中的“常胜将军”。虽然牡丹江战役集群司令靳成亮炸毁了牡丹江大桥，但罗科索夫斯基仍然成功地用浮桥和气垫船把大批步兵和迫击炮渡过波涛汹涌的牡丹江，在5个小时之内营造了一个稳固的桥头堡。接着，t-34、t-26坦克和122毫米榴弹炮不停地从浮桥渡到牡丹江西岸，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牡丹江市区。在苏军坦克刚开始渡江的时候，牡丹江战役集群只要集中100门榴弹炮齐射，就可以阻断牡丹江浮桥，从而延迟苏军进攻步伐；然而此时靳成亮手中的榴弹炮总共只有170门，无论如何也无法集中100门火炮阻断浮桥了。6月19日下午2点，罗科索夫斯基出动了最后一个机械化军的预备队，冲入牡丹江市中心广场，靳成亮上将匆忙乘坐飞机逃离战场，整个牡丹江集群的大部分将士都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圈，再也没有撤退的希望了。晚上9点，牡丹江周围的一切战斗都结束了，34000多名中国将士当了俘虏，其中军衔最高的是少将。
牡丹江的沦陷，显然给了最高统帅部一个沉重打击，这意味着最高统帅部先前制定的“65号作战计划”和死守牡丹江的计划都是彻底错误的。陈卓群总统对局势极度悲观失望，甚至打算放弃整个东北，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华北平原，因为苏联蒙古方面军正在张家口附近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东北的“咽喉”——山海关、锦州、葫芦岛一线，切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到时候东北集团军群就会失去一切增援补给。但是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坚决反对放弃东北，认为应该以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和旅顺五座城市作为“防御枢纽”，与俄国人进行血腥的巷战，即使守不住东北，也要让俄国人流很多血。6月20日，陈卓群秘密乘飞机抵达北京，视察华北地区的备战情况，结果令他目瞪口呆——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部弥漫着一片失败主义气氛，大家都在讨论何时撤出北京，没有人关心如何部署北京外围的防御。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谢焕嵩无可奈何地对总统说：“从高层军官到普通士兵，大家都没有信心守住北京。苏军可能在三天内进攻张家口，张家口一旦沦陷，北京的大门就打开了。苏军有无数条道路可以把北京孤立起来，他们已经可以利用呼和浩特和包头的机场，对北京实行昼夜轰炸，每一次轰炸对我们的士气都是一个决定性打击。总统先生，我不想向您诉苦，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认为北京还有坚守的希望。”
回到南京之后，陈卓群总统总算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两个新组建的集团军调到保定和石家庄，作为北京防线的后盾；另外，把南京、太原等地的军校学生都调到北京，并且打散编入民兵师，作为民兵的骨干，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民兵师的战斗力。陈卓群希望在华北平原阻挡住苏军的铁蹄，但究竟要不要死守北京，还是一个疑问。国防部长蔡景丰认为北京、天津都没有坚守的必要，因为天津港已经被日本海军封锁，北京的工业设施正在向后方转移，两座城市都丧失了战略意义；华北平原的防线可以设在保定、石家庄一线，甚至一直退到黄河北岸都无所谓，因为即使整个河北沦陷，苏军离南京还是有1000公里之遥，中国完全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北京、天津都是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如果这两个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都市沦陷，无疑将给全国人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政治上也更加不利。陈卓群询问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谢焕嵩：“你需要多少援军来坚守北京？如果要死守北京、天津两个月，多少兵力是足够的？”谢焕嵩的回答居然是：“多少兵力都不够，我想我们一定要撤出北京，用空间换取时间。把宝贵的兵力浪费在坚守北京、天津这样愚蠢的事情上，是得不偿失的。”陈卓群终于忍无可忍，于6月22日罢免了谢焕嵩的职务，命令国防部长蔡景丰暂时兼任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这件事表明了最高统帅部对华北战局的态度——决不能不经过战斗就放弃北京、天津。
从6月22日开始，苏军完成了对哈尔滨的三面包围，开始肃清哈尔滨外围的中国防御据点，东北战局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就在哈尔滨最需要增援的时刻，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突发奇想，竟然提出了一个比“65号作战计划”更疯狂的提案。卢浩轩在大本营会议上声称，采纳他的提案不仅可以迅速缓解中国两线作战的窘境，还能在政治上捞到不少分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战争潜力刮目相看。
卢浩轩的计划是：动用大部分战略预备队（包括还没有组建完毕的二十多个步兵师、四个装甲师）以及华北集团军群闲置的部队，通过山海关铁路线运动到吉林、辽宁东部，与东北集团军群剩余的预备队一起形成一支强大的突击力量，部署在南满铁路（即长春、四平、营口、旅顺一线）东侧，对中国境内的日军实施闪电式的坚决打击。日军进入东北以来，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其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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